太暖了！深圳“大厂”人，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副业”……
说到“大厂”
人们首先想到的
恐怕是热火朝天的加班场景
在深圳，有一批“大厂”人
放弃了忙碌工作间隙的休息
奔赴“云端上的约定”
每周二下午“云端上的约定”
曾思洁在深圳“大厂”做社区运营
她曾有过当老师的梦想
一年半前看到招募线上支教老师的信息
她觉得，这可能是个很好的圆梦机会
就报了名
平时公司会议很多
但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
每次有人约她开会，她都会提前说好
“周二下午不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同事们几乎都不知道
这一天，她总会提前将本职工作完成
空出下午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打开摄像头，登录线上支教平台
去见她的“云端学生”
这个周二，曾思洁要远程给甘肃景泰县喜泉镇南滩小学2021级1班（四年级）的学生上第一堂《阅读与表达》。约20平方米大小的会议室里只有曾思洁一人，她开着笔记本电脑，正在翻阅并熟悉打印了十多页纸的备课材料。
上课时间到了，支教平台接通后，远方的学生出现在了屏幕上。“上课！”曾思洁站了起来，“起立，老师好！”电脑里传来学生们稚嫩而整齐嘹亮的声音。一番简单自我介绍后，曾思洁马上进入课程，她先用几张神话故事的图片吸引学生互动，刚开始大家都不敢举手，回答的声音也小，但很快，不管是略微紧张的曾思洁还是腼腆的学生，都沉浸在了张弛有度的课堂气氛中。
远程支教采用的是双师课堂。支教志愿者远程接入，在地课堂上有位老师调试设备、维护课堂纪律，跟远程老师沟通孩子们的情况和课堂反馈。乡村教室设施通常比较老旧，有时曾思洁难以看清每一个学生的脸，有时可能听不清学生的回答，感觉自己在对着空气上课。
“这样的课堂，有意义吗？”
曾思洁也曾陷入自我怀疑
她想了各种办法，比如学生朗读的时候，她也非常卖力地跟他们一起朗读，这样多少感觉大家是同频的。“随着课越上越多，我逐渐想通了。”
曾思洁说，她教《健康与安全》课时，是下午的第一节课。每次上课之前，她都提前5到10分钟进去，摄像头一打开，孩子们就会涌到镜头前跟自己打招呼，这些聊天互动让他们很快熟悉、亲近起来。有时听到学生咳嗽了，曾思洁就会关心他吃药没有、严不严重，还会顺势问大家遇到生病的情况该怎么做，复习教过的内容。“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自己被看见、被关心、被鼓励，这是教育的温度，也是我们在线上守候的价值所在。”
远程支教和线下支教在课程设置上有极大不同，远程支教为素养类课程，是为了助力乡村儿童的全面发展，为他们的世界种下更多的可能。
在教学的过程中
曾思洁也发现了一些
城市孩子和乡村孩子不太一样的地方
比如二年级的《健康与安全》课上
有一节是讲“如何文明如厕”
初次接触这个内容时她有点惊讶：“这是一般幼儿园讲授的内容，给二年级的孩子上是不是有些多余？”她问了在地老师，才明白在乡村大多数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是不完善的，教材里配置这样的内容是经过充分调研的。
巧合的是，曾思洁女儿的成长完美契合了她的教书历程。曾思洁每周工作日晚上抽时间备课，周末就对女儿试讲，观察她的反应，这也让曾思洁知道该在哪里停顿，多做些讲解，哪里需要讲个小故事，调节气氛，拉回孩子的注意力。有时，才上幼儿园的小儿子看到姐姐上课，也会积极地参与进来。“在备课和上课的过程中，我就好像把老师和妈妈这两个角色二合一了。”曾思洁笑称，自己是个有点暴躁的妈妈，但在当老师的时候却特别有耐心，这样的相处也让亲子关系更亲睦了。
曾思洁（前排左一）看望自己曾远程支教的学生们
和乡村学生的每周二约定，从线上走到线下，也让曾思洁印象深刻。今年4月，公司组织员工到腾格里沙漠植树，结束后曾思洁特意请假去了一趟自己远程支教过的甘肃古浪县春晖小学。学生们知道她要来，不停地追问当地老师“曾老师什么时候到”，当曾思洁抵达时，他们正在做手工，纷纷把折好的飞机、坦克、大象、花朵等作品都送给了她，上面还有孩子们带着错别字但真挚的祝福，让她十分感动。曾思洁当时给学生上了一堂线下课，还临时调整课程内容，分享了自己在沙漠种树的经历。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教育中，但是可以通过这一根细细的网线跨越山海，去打破地域隔阂，打破我们支教的阻力。” 曾思洁称，她把自己支教的相关信息发在朋友圈，吸引了很多朋友的关注，一些人想要报名。“我觉得每周花上两三小时能够帮助到乡村孩子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真的是双向奔赴，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能量也是非常大的。”
“有些事年轻时不做，以后就难做了”
最近，在南头古城有一个叫“山的名片”的巡展，吸引了很多居民和游客。细细浏览，才发现原来这些“山”是关于支教的故事。在青海海拔4700米的阿米夏琼雪山，孩子将支教老师命名成山的名字，以表达不舍。不同的支教老师就像不同的山，经历长成了山上的树木与石头，他们既是孩子们坚强的依靠，又为孩子们打通了走向外面世界的山路。
杨文强（左一）经常到全国支教平台覆盖的乡村学校走访
展览里有一个“大杨山与小杨山”的故事，是属于杨文强的——大杨（杨文强）在云南临沧支教时带的孩子小杨悄悄地考上了大杨的母校南开大学。当年她很腼腆，也有性格，支教告别时一个字没说，一直哭……再联系就是加微信发来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的专业是“社会工作”。
杨文强是天津人，初中时他有一个同桌，成绩比他还好，中考前不得不转回户籍地，在老家学习压力越来越大，没有考上理想的高中，后来就慢慢失去联系了。而杨文强一切顺利，考上了南开大学。这件事让他从那时就关注到不同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情况。
大学时期，杨文强虽然学的是计算机专业，但依然参加了不少与教育相关的社团活动。大三那年，杨文强接触到一家长期做线下支教的公益机构，也就此埋下了支教的种子。毕业后，杨文强接到不少好公司的工作邀约，但他觉得有些事情如果年轻时不做，后面可能成本越来越高，就更难去做了。于是，向来听话的他决定叛逆一下、冲动一下，“做一件很酷的事情”。
杨文强参加了公益机构一个两年的线下支教项目，目的地是云南临沧一个偏僻的乡村。他要很早出发，从天津飞到昆明，坐大巴走10多个小时的山路，再转乡村客运晚上才能抵达。因为师资力量的缺乏，他和所有当地老师一样是“万金油”，教过初中语文、数学、英语，还教过音乐，即使他乐理都不懂，但要求能唱就行，不然学校就开不了音乐课了。
支教对于杨文强来说，最初是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体验，“我也有过出国等各种想法，但当时支教那两年给我的影响太大了，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杨文强说，他发现自己对乡村教育越来越感兴趣，而且认为自己在这个领域可以做更多的事。所以，结束支教项目后他成为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又在云南多待了两年半。
当时，杨文强的父母强烈希望儿子能回到身边工作，杨文强也开始思考，线下支教对于乡村教育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教育资源补充方式，但不是所有支教老师都能放弃一切长期留在乡村，这对他们和家人来说都是一种牺牲和奉献。于是，杨文强结合自身的专业，将目光转向在疫情期间大家最熟悉的网课。“如果通过线上能够让教育资源贫乏地区的孩子们得到优质的教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远程支教，
在屏幕上得到孩子们的反馈，
是最快乐的”
2021年底，杨文强入职腾讯，加入SSV数字支教实验室。项目推动之初，他既是工作人员，也是支教志愿者。通过支教平台，他尝试对四川大凉山一座乡村小学低年级学生进行普通话课程试点教学。那时产品还在测试阶段，有时杨文强提问，屏幕那头要么没回应，要么看不清，他心里也会没底。但是听到延迟几秒后传来学生们的声音时，他又会觉得好棒，“一下子找到了当年支教那种感觉。支教老师最快乐的时候其实就是孩子给你反馈的时候。”杨文强说道。
杨文强认为，乡村孩子不像城里孩子有丰富的素养类、兴趣类课程，如果缺老师，可能连音乐、美术课都开不了，所以线上支教的素质教育科目是很好的补充，能帮助乡村孩子们提高兴趣、拓展视野，对于支教志愿者来说也能减轻压力。
杨文强远程支教的课堂
杨文强曾经接触过一位坚持做线上支教很多年的画家，他说自己太过重感情，接受不了和孩子们建立感情后又分离，所以从一开始就选择线上支教这种不近不远的距离。杨文强透露，线上支教项目的志愿者最初80%都来自师范类高校的大学生，因为有多行业人群的陆续加入，这个比例降到了现在的一半左右，其中有非常多“大厂”的员工，“像我们公司的很多同事就是志愿者，深圳其他‘大厂’的也有。” 他说，每一位线上支教志愿者就像是给乡村孩子点了一盏小小的灯，即使只是微弱的光，但他相信全国志愿者汇聚起来的光芒也能带给孩子们更多温暖。
随着支教志愿者队伍的不断壮大，杨文强逐步从老师的位置退了下来，但他仍会常常看其他支教老师的课。杨文强的工作室在北京，经常会来深圳总部，尤其是开学前招募志愿者阶段，一年可能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全国支教平台覆盖的乡村学校出差。记者对杨文强的采访，正好是他来深圳的时间，结束时，他不忘向记者推荐：“有空你就去看看巡展吧，那里还有很多‘山’的故事。”
《2023年乡村教育发展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留守儿童达902万人。“山的名片”策展人、腾讯SSV品牌中心的王希告诉记者，目前数字支教平台已拥有全国约7万名支教志愿者。本次巡展是希望这些“山的名片”能感染更多公众参与这场“人人可学、人人可贡献”的教育实验，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广泛招募线上乡村教师，希望能借助腾讯的数字化能力，将教育普惠的理念从乡村拓展到更多的社会场景，让每个人参与其中，每个人都成为教育普惠的受益者。目前，“山的名片”巡展至第二站深圳后海汇。未来，展览还将陆续走进上海、广州、北京、成都等城市。
来源 | 晶报 受访者供图
记者 | 林菲 李慧玲
编辑 | 蔡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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